古川伊织的简单介绍

近日，鹰潭市举办第九期百姓读书大讲堂：“我和书的故事——23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主讲嘉宾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87岁高龄的程关森。

程关森何许人也？程关森是地地道道的乐平人。

▲读书大讲堂座无虚席

程关森1931年出生于乐平镇桥浒崦村，3岁丧父，5岁讨饭，7岁读书，8岁写对联，成为村里第一个初中生，成为解放初全校唯一出席省学生代表会的代表。高中未毕业被选调参加工作。

春风得意时，他被打成右派，24年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五府山，从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书生变成了一餐吃10碗饭一天砍运百根毛竹的大力士。基层接地气的生活给了他丰富的养料，孕育了第一本书《深山短笛》。之后文思泉涌，笔耕不辍。

出山时年过半百的他迎来了创作第二春，创办《鹰潭报》，成为突破全省地市报不能评正高、全票通过的地市报第一个高级记者，荣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作品获奖百余次。《清廉大佛》入选电大、上海高中教材，《龙虎山三绝》一版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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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关森近照

70岁退休后，他退而不休，迎来创作第三春。《三清山天下美》《浮梁四绝》《程关森文集（上下续卷）》相继出版……

程关森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首任鹰潭市委副秘书长，继而受命创办《鹰潭报》并任总编，高级记者，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终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及世界华人文化名人。著书23部，获奖百余次，入书文字达六百万言。有散文集《深山短笛》《清廉大佛》《笔走天涯》《龙虎山三绝》；报告文学集《正气歌》《今晚星光灿烂》；《程关森文集（上下续卷）》三卷；《程关森游记》等。

程关森是一本厚重的书，是一本深刻的书，是一本励志的书。他穷不死冤不死癌不死。他坚韧不拔生命不息笔耕不止，他留给大家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接下来，

让我们走进读书大讲堂，

一起来聆听程关森和书的故事。

我和书的故事

——23本书是怎么写出来的？

一个7岁讨饭娃的呼喊：“我要念书！我要念书！”

壹／

鹰潭原市委书记刘祖三在《程关森文集续卷》序中写道：关森同志是个书迷——醉心读书，用心编书，专心写书。他一共出版了23部书600多万字。

写书首先要读书。我出生于1931年，到1949年解放的19年间，是国民党走向全面崩溃社会进入最黑暗的时期，加上天灾人祸——3岁丧父、5岁讨饭，我家债台高筑，一贫如洗，根本就没有读书的条件。我在祭母文《我爱家乡的老樟树》一文中这样写道：

“在妈妈的庇护下，即使讨饭，我也是最优厚的享受者哩。讨得少的时候，她总是先让我吃饱，然后才轮到二姐、大姐、二嫂，最后才轮到她；讨得多的时候，妈妈也只吃个八分饱，把多余的饭菜节省下来，放在日头底下晒成“冻米”“干菜”，托人一小袋一小袋地带回家去，养活在家恢复生产的大哥和二哥。我7岁，看到别人家小孩背着书包上学校，我光着脚丫也跟着去。妈妈一把拉住我，哽咽着对我说：“孩子，我们家，哪是读书人家呀！”我不听，我饿饭，我用脚把床板打得嗵嗵响：“我要念书，我要念书！”

我的呼喊与诉求，惊动了左邻右舍，感动了全体家人。母亲和大哥最怕我饿饭（绝食），他们答应了。那年正好在我村祠堂里，开办了一所中心小学。我进了学校，母亲也跟着我进了学校。她帮驻校师生洗衣做饭，当时叫“伙佬”，现在叫“打工”。大哥则在鸣山煤矿挖煤，由上单班变成上双班。他在井下一天要劳动16个小时，母亲做了学校10多人的饭，还得做自家7个人的饭 ，洗了老师衣服还得洗全家人的衣服。

我的读书是用加倍增加母亲兄长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减少他们睡眠时间换来的。妈妈煮好自家稀饭后，去学校帮老师做早饭。一双小脚来回跑。做了早饭做中饭，吃了中饭做晚饭，中间还要洗那么多人的衣服。一身百役，辛苦异常。为了报恩，我寒假就到村头林子里捡樟树籽换盐，暑假到河里摸鱼给妈妈吃……哥哥则尽量不要我做事，要我好好读书练字就行。我上课认真读书，下课认真练字。寒暑假就借书读，把乡下坊间所有能找到借到的章回小说，从罗通扫北到征东、征西，从水浒、三国到封神演义，从西游记、西厢记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全部看完，还能给大人讲一个个故事。练字从描红到临帖（颜帖柳贴）都非常认真。没有纸就以桌面当纸，没有墨以水当墨，苦练童子功。

写字是父老乡亲识别考量乡下读书小孩会不会读书，能不能成才，有没有出息的重要标志，也是我报母爱兄恩的价值表现。开始，过“七月半鬼节”给祖宗写封包，接着在新制的犂耙谷罗等家具农具上写户主姓名，最后到了过年前一天，妈妈抱我站上矮凳写春联了：天泰地泰三阳泰；家和人和万事和。

初一一早，全村人听说8岁儿童写对联，都涌到我家门口来看我写的对联了，长辈们都夸我有志气，有出息。从此我便成了全村能写春联的“小小先生”。

处女作《书店中》的发表，影响我的一生。

贰／

从小学毕业到进初中，我两个饥饿感——肠胃饥饿感与知识饥饿感并存，而且越来越严重了。母亲跟着我到城里打工做伙佬，姐姐插引线编草帽织蒲扇供我读书。读到初二，二哥闹分家， 那位同父异母的魁堡姐姐看到我读书花钱，怕没尽头，唆使二哥道：“你这条老鼠，尾巴上为何要拖一根木槌？拖着这木槌，要拖到猴年马月？只能把自己拖死！分家！”于是，二哥消极怠工，睡到太阳照到屁股也不起床，以后干脆接连几天不出工，罢工。

自读《大哥的事业》：

“分开！分开了，怎样的茶饭没有吃？怎样的衣裳没有着？”话传到大哥耳里，大哥的脸气得铁青。他走到二哥床前，说：“老二，你起床。我们就这么一个小弟郎，想要他多念两年书，是为了全家好。你既然怕拖累，就分，弟郎归在我的名下。”我有“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之感，我痛哭，我读书的机会彻底破灭了。光靠大哥一双手，怎么能养得起妈妈、大姐、二姐并供我读书？！

“不要哭，”大哥走过来，用他粗糙得像松树皮一般的手为我擦眼泪：“只要你争气，我就是累弯了腰，压驼了背，也要让你上高中。”

他推出那辆土车，一边绑上我的书箱、衣被，一边绑上上交的学米，我跟着他，伊呀伊呀，又走上了去县城的小路。

伊呀伊呀，推着汗水、辛劳；推着期待、希望。

伊呀伊呀，一学期又一学期。

伊呀伊呀，一学年又一学年。

伊呀伊呀，我读完了初中，进了高中。

一听到伊呀伊呀声，乐平中学的老师同学们就知道是大哥送我上学来了。

黄昏边，一看到一个瘦小的微微驼背的农民用笨拙的颤抖的大拇指蘸着口水给我点钞票时（他不识字，认不到钞票，只能从钞票纸张的大小、颜色、花纹的不同上辨别其面值），就知道是刚卖了辣椒怕“金圆券”过夜贬值的大哥给我补交学费书费来了。

吃中饭时，看到一个憔悴的中年农民拎着一个竹筒，站在餐厅外边向里探头并叫喊我的乳名时，就知道是我大哥怕我菜不够吃，饭吃不饱，给我送咸菜、豆干来了。

我的大哥啊！我能懈怠吗？我是丝毫也不能懈怠，丝毫也不敢乱花一分钱的，在整个中学的六年中。

我在中学极端苦学。买不起课本就向人借或买打对折的旧书，没有雨鞋穿桥仂，没有钢笔用铅笔，吃不饱饭，面黄饥瘦。别看我现在人高马大，那时全班数我最矮，总是坐第一排。就这样苦读三年，成了全村第一个初中毕业生。家乡父老涌到十里开外的渡口打铳接风，震动了乐平西南乡。小学老师上课教学都以我为楷模，程绍沛（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等乐平文化精英，少年都受过我的激励而苦学成才的。

读高中，图书馆的文学书籍看光了，我每到礼拜天就去北街三联书店看书，这是邹韬奋办的看书不花钱反而受到礼遇的书店。一年后书店搬迁了，我只好去中街开通书店看书，遭受冷遇的当晚写出《书店中》寄《长江日报》。这篇处女作一经发表，影响了我一生。我感到：笔无半两，力压千斤。它是武器，能战斗；它是号角，能召唤；它是鞭子，能鞭打一切丑人丑行恶人恶行。它既是出气筒，能宣泄我胸中块垒，表达我的喜怒哀乐，又是一个谋生手段，一个不错的饭碗——虽然寄来的稿费只够买几个包子一两碗面，但这对于我考初中走到南门桥上饿得头发昏，连一个包子也买不起的贫寒之子来说，它具有多么重要的生存意义。

讲堂现场座无虚席

我要当作家——我因笔得宠也因笔惹祸。因为会写，从人生低谷登上了人生之巅，又因会写，由人生之巅跌入人生底谷。

叁／

处女作刊出后，一系列小文陆续在省县报纸刊出，解放后读高三，由于能写，我当选学生会秘书长和电花文学社主编，作为全县唯一学生代表出席全省学代会。县委书记来校挑选小知识分子干部，我被首选。经省委宣干班培训后，分到县委当宣传干事，土改结束任农民报记者、地委报道组长、地委秘书，成了对内写文件对外发稿件的“院内第一支笔”。

山雨欲来风满楼。意外的飞来横祸发生了。有人化名“非我”在人民日报发了一篇《买鱼看级别》的百字文。反右时追查硬说是我写的，不承认就罚站就斗，一气之下，我不计后果地把大字报撕了。结论是我态度恶劣，打成右派，受二类处分：开除党团籍，送五府山劳动改造，工资由72元降为20元。我身带伤痕，面留泪痕，背上十字架，挑着书箱、衣被，走进了五府山，走进了大森林。

1957年到1981年，整整24年。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五府山。我当过伐木工，放排工，挑山工，烧炭工。我一餐吃过10碗饭，一天吃过4斤半米。我一天连砍带运过91根毛竹，一担挑过200多斤。我成了吃得最多、力气最大、创造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大力士”。

白天超级劳动，晚上拚命读书。和中小学时代一样，我最困难时期也就是读书最多时期。每月20元生活费，我一半用来买饭票买草鞋，一半用来买书买煤油。当时出的所有好书，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鲁迅小说选，荔枝蜜……见着就买。

我从艰苦劳动中观察生活体验人生。为此我向山农学挖冬笋，烧木炭，做香菇，吊野猪，种玉米，插红薯，什么活都学都干，为创作储备源源不断的源泉。

1960年右派摘帽后，我开始写文章发表。有一天，北京大公报发表了我的《油库的青春》，寄赠报时夹着作家刘北汜一封亲笔信，约我写一组五府山建设者特写，连着发表了十几篇。人民日报发表散文《十里茶山时雨来》和报告文学《训子》，影响更是巨大。江西人民出版社派编审汤匡时上山，准备结集出版我的散文集，因政审未过关，胎死腹中。但菩萨心肠的老汤寄来了预支的100元稿费，我结婚的所有费用全靠这100元！

春雷炸响，万木复苏，冤案改正，第一本散文集《深山短笛》在时隔四分之一世纪后终于面世。

肆／

1979年3月12日，是小平同志倡导的第一个植树节,也是改正我错案难忘的一天。春雷一响，万木复苏。恢复党籍，恢复工资，当了五府山垦殖场副场长、党委委员。当晚我在床头挂出了当代画家蔡萌萌为我母亲画的遗像，我在遗像旁写上两行字：“慈母有灵应笑慰，神州大地正芳春”。当晚我打通宵夜班，祭母文《我爱家乡的老樟树》一气呵成，发表在老汤主编的大型文学刊物《百花洲》上。

1981年我下山复出，恢复赣东北报，住进招待所，白天忙办报，晚上忙作文，在200支光的大灯泡下，一晚写出一篇散文，成了南昌晚报专写山区生活的专栏作家。《星火》《散文》和各级党报也常发表我的散文、散文诗。我用笔讴歌山区劳动者，我用笔以花以树喻人，写我的母亲、妻子、大哥、女儿……

杜鹃花

第一次做爸爸，是新鲜而又令人欣喜的。我记得，十几年前杜鹃花开的季节，我的头胎女孩出生了。按照规定，三天内得向派出所报户口。给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呢？我苦苦思索着，反复捉摸着。一天两天过去了，名字还未想到，真有“生女容易取名难”之感啊。妻嗔怪我说：“亏人家还称你做‘秀才’！一个秀才爸爸，三天取不出一个名字，莫非是《刘三姐》里的罗秀才？”我羞愧、惶恐极了，推开窗，想冲淡一下这窘迫的空气。啊，猛抬头，举目望，对面山上开满了红杜鹃，那样鲜红、那样热闹。我失声喊道：“杜鹃，杜鹃，多好的杜鹃！孩子就叫鹃鹃吧！”躺在产妇床上洁白被褥里的妻抿嘴笑了；偎依在妈妈怀里，红扑扑的脸蛋像一朵绽开的红杜鹃的小鹃鹃也笑了。

给孩子以杜鹃命名，这是倾注了作父母的全部激情与良好祝愿的。说真的，在山区百花中，再没有哪一种花能像杜鹃一样，使我们爱得那么深沉、那么真切的了。

清明前后，我们山区的红杜鹃全部开放了。一朵朵，一束束，一丛丛，在路边，在沟畔，在漫山遍野的山坡上，开得那么热烈，颜色是那么火红。这种花，外表朴实无华，内质十分高洁。它不像有的花那么娇贵，那么嫩弱，需要经常侍弄——施肥、除草、防虫、灭病、搬进、搬出；而它，却不择地势，不讲条件，不要人侍候，越是贫瘠的酸性瘦土，越能开出美丽的花来。她平时默默无闻，无枝无蔓，聚居崇山峻岭，一心做着开花的准备，只要春风一度，便以全部热情来装扮春天。光秃秃的枝干上吐出的是它所有的光和热。我们的祖国，我们的山区，多么需要这种花啊！而孩子，更是需要有这种气质的。说真的，我愿我的孩子们，都变成一朵朵杜鹃花。

1983年夏，我作为筹建省辖鹰潭市最早的一名工作人员，调到鹰潭主持市委办工作，任市委副秘书长兼报社、文联筹备组长及市人才引进领导小组成员，身兼数职，焚膏继晷。百忙中仍未忘我的追求：到锦北水库写出了《水库捕鱼奇观》《火红的晚霞》参加全省建国35周年文艺创作评比，获省政府文学创作二等奖。时隔36年后，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深山短笛》出版。1990年我参加中国作协，30多年坎坷的圆梦之旅终于梦圆。

文化沙漠铺新绿——《龙虎山三绝》由一版到六版成为畅销书。

伍／

在市委领导下，我一到鹰潭就协助市委抓龙虎山开发。请专家提供龙虎山有关历史资料；请人到上饶借来清版《龙虎山志》认真学习；陪国内文化名人、名记、政要参观龙虎山，听取他们开发龙虎山的意见；陪省广电厅副厅长修滌上仙人城，了解历史，探視悬棺；接待姚公骞、周銮书一行，他们也写报告给省委书记呼吁开发；我也往媒体发报道，发图片，但效果不明显……

这是因为开发龙虎山有很多深层次矛盾没有解决，光靠市里着急没有用，其中有行政区划体制、属地划分、有市县乡民矛盾，有与军队、交通、电力、文化、教育等部门关系调整。我想到写内参。我抓住新华分社记者张香庭来鹰潭采访机会，把资料都给了他，请他发内参，内参发在国内动态清样1005期上，并增发江西省委白栋材书记一份，当即得到白书记的批示，指定梁凯轩副省长带队，组织11个有关委办厅局领导到龙虎山踏察，形成了座谈会纪要。一旦把问题提到省里层面解决，所有深层次矛盾迎刃而解，从而使得龙虎山提早开发若干年。

但如何解读宣传神秘的龙虎山，难度很大，当时禁区很多，什么宣传材料也没有。我想到写书。道教怎样宣传，悬棺是怎么回事，丹霞地貌怎样形成的？我海底探珠，查阅龙虎山志，深入景点探奇，请教专家学者，学习宗教政策，日夜苦苦耕耘，终于第一版《龙虎山三绝》面市发行。之后不断修改完善，再版六次，成为全国景区少见的畅销书，大大提高了龙虎山知名度。

上海大学张春生教授到龙虎山看了这本书后，给时任市委书记刘祖三写信：“你的麾下人才济济，人杰地灵。程关森同志写了一本质量很高的书。它不同于一般的导游书。它的文化含金量很高，学术意味很厚，做到雅俗共赏，值得称赞。这本书在参观途中，我匆匆浏览了一遍，回到家中，端坐品味，意境又上升了一个层次，真可谓不虚此行。”他又夹了一封信给我：“我是一位研究历史地理的副教授，每到一个风景区，我都要买书，唯有你写的《龙虎山三绝》与众不同。它绝不是一般导游书，而是学术性史料性文学性可读性都很强的一本很有价值的书。”

听众在购买程关森的书籍

《正气歌》一次发行六万本，同时衍生出两个大奖。

陆／

1990年11月11日，熊云清牺牲后的翌日清晨，我去浙江丽水开会。临上车时，记者向我汇报：昨晚火车站发生了一起客运员与引爆手榴弹的杀人犯互相搏斗玉石俱焚从而避免大量旅客伤亡的事件，问我如何报道。我交待他先在一版发一消息，然后再写一篇通讯。回来后看他通讯写得很一般。凭我的经验，英雄这一行为决不是偶然的，有很多故事没有挖掘出来。我决定请假不去赣南开会，自己来完成这一任务。

经过10多天采访，两个日夜边流泪边写，写成了13000字长篇通讯。一早，时任市委书记叶春打来电话：“写好没有？今天开命名大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和正式党员。”我把大小标题念给他听。叶书记听后很激动：“写得好，马上开印！参会的人手一份。”

这篇通讯加图片用了三个版，连印三次还脱销，由一万两万增至三万多份。听了看了，百人落泪，千人唏嘘。

百花洲出版社社长决定给书号出书，我又深入挖掘10余天，连战八个日夜，写出了8万字长篇报告文学《正气歌》，印了6万册。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会村在发行会上说我又立了一功：“过去江西也出过不少英雄烈士，但没有成书，宣传一阵就过去了。现在你留下了一本书，车站矗立了一尊铜像，熊云清就永运活在全路全省全鹰潭人心中。”

这时《江西党建》又来电约稿，要我为熊云清写纪实散文，我以高尔基名言——人的生命只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腐烂”，另一种是“燃烧”作题记，提练浓缩成散文《燃烧的人生》，被评为全省和全国党刊一等奖。

有一次，我听车站党办主任江锦湘说，车站模范人物很多，离退休党支部就非常好。他们写路史、上党课、坚持过组织生活，春运期间还自备银壶为旅客送开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两天，晚饭后散步到车站，顺便溜进去探个虚实，果真出现了八把银壶送水一幕。当场我就掏出本子，现场采访，当晚成篇，深夜发稿，翌晨见报于省报市报头版。这篇不到千字的《八把银壶》获全国媒体短新闻大赛二等奖，江西及华东九报一等奖，我是全江西和全国地市报的唯一得主。这篇不到千字的“黑板报材料”，通过以散文的文笔、拟人的手法加以描写，抨击了当时物欲横流一切向钱看的时弊，展示了全心全意为旅客服务的老党员群像，成了我的新闻代表作。

八把银壶

2月12日，本来是19点到站的广州—福州269次直快提前20分钟到站。它像一条渴苦了的长龙，加快速度希望早一点到达鹰潭，那是烈士熊云清工作过的车站，是全国先进党支部所在的车站，那里英雄为旅客送水的银壶还在闪亮，那里肯定会有开水供应的！

它累了：跑了整整一天一夜。它渴了：春运旅客数量翻番，小站不能加水，车厢通道梗塞，怎能满足需求？

渴！渴！！渴！！！水！水！！水！！！

列车疲倦地停靠一道。千余名口干唇燥的旅客把渴望的目光投向站台。咦，站台上真的有水罐手推车。罐盖已被掀开，盖口冲出热气。几把银壶在黑色夜幕中闪闪发光。

一位老人率先拎着一把壶走向第11节车厢，边走边嚷：“唉，来水啦，新鲜开水，能冲茶叶泡方便面的开水，一分钱不要的开水嘞！”车厢窗口立即伸出几十只手，手上握着各种盛水器皿：搪瓷茶缸、军用水壶、空了的罐头瓶子、啤酒瓶子、可口可乐瓶子。

一个个灌，一瓶瓶筛。看来他是个老手，操作娴熟：即使是口径很小的啤酒瓶可乐瓶，也一滴不漏。一壶水灌完了又去灌下一壶……

“我们从广州出来，只有你们鹰潭站送水！”在深圳当兵的现役军人章骏年说。

“我们看报，知道鹰潭出了熊云清，断定鹰潭会有水，所以未到站就把茶缸准备好了。”一个在福建当兵的广东青年说。

一位老农手拿着几角零钱，跌跌撞撞地走下车问：“多少钱一杯？”“不要钱。”“真的？”他抬头一看倒水的也是一位老人，胸前佩着“客运员”胸章，老农摇摇头：“不像，不像。你不是客运员，你是老共产党（员）！”

老农有眼力。这位老人的确是1946年入党的老党员、副厅局级离休干部、鹰潭车站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名叫项玉清。

这个支部有13名离退休党员干部。春运未开始，项玉清便召开支部大会讨论如何学习熊云清，搞春运。大家提出自带水壶义务送水。老项认为支部的同志年事已高，住得分散，完全自愿，不作强求。结果除了两位外出探亲、一位妻生重病请假外，10个党员全部到齐。他们一人推车一人灌水，还有8人提着八把银壶，穿梭般地为旅客送水。陈华林的水壶熏黑了，他把它擦得锃亮。连住得最远的裴传温也天天到站一次不拉。他们从春运第一天开始，一直干到除夕前一日，过了年老项又带头拎起了银壶。

一列列客车怀着渴望而来载着满足而去。这八把银壶闪亮了鹰潭站，闪亮了旅客心，洒下的是甘霖雨露，浇下的是党对人民的厚爱，人民对党的深情。

用脚丈量用心抵达——《程关森游记》系列旅游文学专著出版。

柒／

我走出大山来到华东枢纽，当上了记者作家。我有机会通过记协、作协、散文诗学会和市委参观考察等多条渠道，到祖国的南北东西大川名山，脚没有停，笔没有放，心永远热，走一处写一处，山山留脚印，水水皆文章。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行路也是读书，是读一部更大的社会人文书。我是把一山一水一碑一亭一景一物当作书来读的。刘华说我的游记“几乎可以拼贴出一张完整的中国地图，而勾画出这张地图的墨线，是一个人一生的足迹与思考。”叶青在《江西文学史》上为我单列一章：“80年代中期开始，程关森的视野更为开阔。他走出大山，遨游各地，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写下近两百篇游记。这些游记大多是选取山水风物中最能触动作者灵魂的部分，以独特的视觉，加以反映，常能给读者以新鲜的感受与启迪。《庐山四记》《清廉大佛》等篇，侧重写作者对社会、人生深层次的思考，集中体现了程关森在游记散文创作中对哲理与诗意的有意识的深度开掘。”

清廉大佛

在四川乐山的三江合口处，坐着一尊不受香火的清廉大佛。

他叫弥勒，弥勒佛。但不是那位袒露大肚皮的弥勒佛，那位成天笑眯眯的“老好人”——“ 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世上可笑之人”的弥勒佛。

他是一位严肃的沉思者，面色温和，神情严肃。他不是什么都笑——世上并没有那么多可笑之事，也不是什么都容——天下一切丑恶都容。

他的严肃的思考，首先来自缔造他的海通和尚。1100多年前，凌云寺和尚海通为了减缓三江合口后的凶猛水势，避免沉舟淹死众生，倡导在峭崖临江边造就一尊佛。他光头顶烈日，下雪披袈裟，四处化缘。钱化得不少了，但当地官吏要冻结：“如果你真心造佛，就把眼珠剜出来见我。”

资金解冻了，大佛兴建了，海通的眼珠也没有了。海通的眼珠是为大佛而失去的。世上除了生命，还有比眼珠更珍贵的东西吗？由于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因此乐山乐水佛不乐。他坚守岗位，从不擅离职守，从不懈怠松弛，从不向惊涛恶浪屈服。他成了实现海通和尚的遗愿，拯救芸芸众生的三江中流砥柱。

他也常想起塑造他的工匠们。是的，他是伟大的：头与山齐，脚踩江水，身高71米，比阿富汗世界第一大佛还高18米，可称为世界第一伟佛了。如果不是设计、雕塑他的工匠们历经90年的千刀万凿，他仍然是半爿石头山，是普普通通到处可见，谁也不会瞄一眼的石头山。为了他的降生，有多少人摔下了峭壁，跌进了江心，付出了生命！他是真正的人民之子。

他永远不忘这最根本的一点，因此他从不居功，从不索取，从不接受人民的香火和祭祀。在这里，看不到一炷香火，一支红烛，一人跪拜，看到的只是他的伟岸身躯，两袖清风，一尘不染。为了根绝香火，他一开始就釜底抽薪铲除了滋生这些东西的土壤：立在临河的悬崖上，没有地方设立祭祀他的殿堂。周围全是香火插不进的岩体，连他的手指甲也是向下倾斜的，人站上去会倾倒，所以连下跪朝拜也没有地方。

人们只能簇拥在轮渡上才能看清他那顶天立水的尊容并默默遥致祈祷，但众所周知，轮渡上不便点香，也不能跪拜。

有人惊奇，有人感叹：“呀，连小小的土地庙都还有几炷香火哩，而他，世界第一大佛，连一炷香火也没有。”

经三次延长退休年龄，我70周岁退休了。退休后做什么？

2004年的一天，刘祖三书记到浮梁县衙，打电话念了两副对联给我听：“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尔禄尔俸，民脂民膏”。我感动了，冬至去看县衙楹联，到瑶里观鱼，探原始森林，钻龙窑，看古井，我给县委伍书记提出要为浮梁写书。同意后，正月初三我就去浮梁采访，半年后写成《浮梁四绝》，为瑶里呈报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和高岭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提供了敲门金砖，当年浮梁获得7项国家级荣誉称号。

接着，我又奔向上饶，毛遂自荐，为三清山写书。同意后，我上山采访，拒绝坐轿，去三清宫忘了带食品饿了一天，下山又遭遇倾盆大雨，结果全身湿透，成了“落汤鸡”。中国旅游报总编邵春序中云：“看完了全部文稿，欣赏了收入书中的全部精美照片，觉得再多写都是多余的。我只想叹喟三声：大美斯山！奇美斯文！健美斯人。愿健美斯人所做奇美斯文使大美斯山美名扬天下，果如此，程关森功莫大焉。”一年后，三清山申遗成功，开庆功大会发函邀我参加，我因故未赴会。党委书记刘书宗亲自来电话催，可是此时我身患前列腺癌，正躺在首都一家著名肿瘤医院的5号加速器上放疗哩。

2008年正当龙虎山申遗前夕，也是《龙虎山三绝》五版修订的苦战时期。三清山的书出得那么漂亮，龙虎山更不能逊色啊。何况我是鹰潭人！改不好，何颜见供我衣食俸禄的江东父老？！我从图文两方面入手，对《龙虎山三绝》升级换代。当时天气奇热，我打着赤膊，穿条短裤，两架电扇对着我吹，日夜奋战。为了组织许多古今珍贵照片，市县摄影界全部动起来了：时任市委书记杨宪萍亲自为书作序，王陵波关在“蒸笼”般的暗室里，整理几十年前照片，几个月忙得一蹋糊涂。妻子说我的前列腺癌就是那时久坐不动坐出来的。北京放疗一出院，我又立即赶去南昌定设计稿并签字付印，赶上了龙虎山申遗。

战双癌，出续卷，程关森文集三卷全部出齐。

捌／

我的创作离不开各届党委和许多文友的关爱与支持。就我文集三卷来说，祖三书记更是关照有加，看得高远，支持得更多更具体。

2000年我快要退休，他提醒我，要趁现在精力尚好，把多年散发在各级报刊的有保留价值的文字收收拢，出本文集，经过两三年努力，上下集出版了。

2015年冬相聚，他又提醒我，“上下卷出版10多年了，这期间你又写了不少东西，有些写得很不错，应该收集起来出本续卷，并答应为我作序。

出续卷，要重新收集过去遗漏的应收未收的作品（例如解放前的处女作）和近10多年间发表的新作，时间跨度大，收集非常难。40多万字要重新打字、校对，工作量非常大，校正要非常细心，一接触头都麻了。好在有非常多非常好的文友挚友亲人帮忙，我才敢动手，才敢在与前列腺癌和结肠癌作斗争的同时，开启这一浩大工程。

文集上下集是2003年2月出版的。上卷是真人真事的报告文学和通讯，写了鹰潭上百个人物，张会村副部长曾戏言：“你把鹰潭先进人物写光了。”他们都是鹰潭的精英、鹰潭的脊梁，历史应该永远记住他们。

下集是我的散文和散文诗集，收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散文散文诗精华。大部分都是写山区农村人生风物的原汁原味的东西。

续卷是上下集出版后10多年来的新作和“遗珠”之作，分我写大家、我写自己、我写真他和大家写我四辑。写得好的，首选祖三书记的序和鑫辉挚友的跋。再下来是多篇获奖的散文散文诗，如《簸箕湾的小精灵》《中华秋沙鸭素描四章》，《中华秋沙鸭》摄影集序和谱序，以及《鹰潭十里“上河图”》《师恩深似海》等等。

在中国，多一人阅读，就多一分祥和。

致敬身边的朗读者

祝程老健康长寿，为世人写更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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