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急关头突然爆发的英雄行为，只能是制度的补充。与其把公共安全寄托于普通人的“血性”，不如从治理的角度来扎牢安全篱笆
5月4日K435次列车杀人案受害方已与广铁集团谈妥赔偿，凶手背景也已调查清楚，但追问仍在继续。
为什么一车人不能制服一个凶徒？是否一车人都秉持“自保主义”？自保是否就是自私和懦弱？
每一次类似列车行凶事件发生，在场者总会承受一些压力，他们要面对无数的质疑、嘲弄甚至谩骂。而这些声音的出现，不能一味归结为“键盘侠”的坐而论道，它们其实是大众心理的折射。每个人都有可能身处危境，每个人都需要来自外界的援手，对“出手”的呼吁，是对守望相助的朴素愿望，对软弱的嘲弄，其实也饱含安全焦虑。
我们的社会从不缺乏英雄，每一个伟大背后都是一个个血和泪的故事，每一个牺牲都是成本巨大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人性是多元的，复杂的，有勇敢就有懦弱，有热心就有冷漠，所谓“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社会制度的设计，往往都会充分考虑人性的多元。不可否认，英雄是一种稀缺资源，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见义勇为奖”的设立。
但道德不能绑架生命，“自保”有时其实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事实上，在场者的不出手，并不能完全归类于“事不关己”。通常情况下，面临紧急情况人们会出现“集体惊恐”或“群体恐慌”现象，这种现象会让人短暂失去理智，难以马上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反应，这就导致了“围观群众”的出现。而且也必须看到，大多数人不仅不具备反恐怖和反暴力的能力，甚至缺乏救助能力。比如在路边碰见一个突发疾病的病人，懂专业，有常识的人可能会毫不犹豫地出手施救，但不具备常识，不具备专业能力的人，就可能会绕道而行，这不是不愿，而是不敢。
人们歌颂英雄，是对勇敢、无私等等高贵品质的认同和向往，这样的正能量，理应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但危急关头突然爆发的英雄行为，只能是制度的补充。与其把公共安全寄托于普通人的“血性”，不如从治理的角度来扎牢安全篱笆，比如对危险人群的监管，对安检的堵漏查缺，以及制订应急预案、提高群众的反恐怖和反暴力公共教育，以此提高人们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刘琴
